李明舜副会长深度解读：家暴阴影下，她们为何难以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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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界定：从身体伤痕到精神控制

育见新闻：李教授，《反家庭暴力法》自实施至今已逾九年，至明年3月1日将满十年。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反家庭暴力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法律执行层面持续完善。近期最高法发布了一系列最新判例，明确将通过自伤自残实施的精神控制行为纳入家庭暴力范畴。您如何看待这些最新判例？它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李明舜：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十分明确。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或以辱骂、恐吓等方式，对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精神侵害的行为。因此，家庭暴力涵盖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及经济控制等多种表现形式。该法出台后，公众更直观的印象往往聚焦于身体暴力，即拳脚相加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

育见新闻：这在当时确实是更突出且主要的矛盾焦点。

李明舜：确实如此。但实际上，以恐吓、谩骂等方式造成精神损害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伤害往往更为严重。例如，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行为人通过自伤、自残的方式实施精神控制。不难推断，其目的在于恐吓对方，制造心理压力与恐惧感。这种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典型的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公布典型案例，表明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认知日益深刻、全面，惩治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愈发凸显。

受害者困境：从认知扭曲到习得性无助

育见新闻：您提到的隐蔽性中，有一个现象令人痛心：许多人在遭受家暴后选择隐忍不发。这既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文化因素，也包含其他复杂原因。能否具体分析这些因素？

李明舜：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因素方面，除传统观念影响外，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往往十分复杂。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可借助的资源，导致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产生偏差。例如，长期遭受暴力后，他们可能逐渐将暴力视为正常交流方式，形成心理认同。即我们常说的“被PUA”。

这种习得性无助使他们逐渐放弃寻求帮助。此外，他们可能曾尝试求助但未获解决，导致对法律保护产生怀疑，认为法律只能提供一时保护，无法保障长期安全。

育见新闻：这种心理是否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寻求法律救济的意愿？

李明舜：是的，客观因素同样重要。施暴者对受害者的控制往往是全方位的，包括切断对外联系、控制经济来源等。受害者作为弱势群体，离开施暴者后可能面临住房、生活等现实困境。实践中，即使报警或申请保护令，也可能因救助不及时而遭受更严重暴力，导致他们丧失信心。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和维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暴力逻辑：所谓“坏脾气”只是控制的工具

育见新闻：那么，从施暴者角度分析，他们往往在施暴后轻描淡写地解释为“脾气不好”或“一时冲动”。您如何看待这种说辞？

李明舜：这种说辞站不住脚。首先，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可以成为实施暴力的依据。施暴原因复杂，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传统文化中尊卑长幼的观念，如长辈对晚辈、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曾被包容甚至纵容，这种文化影响至今未完全消除。

其次，自我认知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例如，家长打孩子可能认为这是教育方式，或认为暴力是家庭成员间的正常相处模式，导致心理扭曲。我常说，如果脾气不好，为何不对领导发脾气？这反映出施暴者缺乏对受害者的基本尊重，其目的在于控制。

此外，社会约束力不足也是纵容施暴的因素。人在行动前会权衡利弊，若社会未及时有效惩罚制止暴力行为，实际上是对施暴者的纵容。

预之网：人身保护令织就安全空间

育见新闻：遏制家庭暴力，如何才能做到切实有效？

李明舜：关键在于完善法律干预机制。首要任务是构建“事前防御”体系，通过宣传教育、专业培训与矛盾调解等手段，从源头转变观念，实现防患于未然。然而，仅依靠预防远远不够，必须将“事中干预”与“事后惩处”有机结合，形成全链条防治合力，才能构筑起抵御家庭暴力的坚固防线。

所谓“事中干预”，即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例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告诫制度、临时庇护制度、撤销监护人资格及强制报告等。这些措施均旨在直接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特别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与告诫制度，属于预防性措施。例如，在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以预防再次发生；若尚未发生但存在现实危险性，亦可申请保护令以防范暴力发生。

此外，“事后惩戒”同样关键。《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实施家庭暴力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依法给予治安处罚；若构成犯罪，则需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或告诫制度者，亦可能面临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部分问题无法仅通过惩罚解决。例如，某些施暴者实施暴力可能源于毒瘾、酒瘾或人格缺陷，需通过矫治教育加以纠正。因此，对施暴者实施强制性教育亦十分必要。

拒绝二次伤害：破除“完美受害者”迷思

育见新闻：现在有一种质疑声，称受害者明明知晓自己遭到家暴，却为何不离开？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

李明舜：实际上，反家庭暴力工作面临的一大阻碍，在于人们对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往往存在错误归因。一方面，大家都会谴责施暴者的行为并予以否定；但偶尔也有部分人，会对受害者进行各种指责。甚至出现“受害者有罪论”。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为何打你，必定是你有错”，还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肯定存在问题”这类说法。我们一定要将两件事区分清楚。

其一，引发家庭暴力行为的情形中，可能存在家庭纠纷，即双方存在矛盾冲突，但纠纷与家庭暴力性质截然不同。家庭纠纷里双方或许都有过错，或者存在认知方面的问题。然而家庭暴力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可以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把受害人的过错当作施暴的理由，这是不成立的。

其二，对于受害人，社会应当给予支持、帮助与救助，而非指责。“受害人有罪、有过、可恨”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会让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还要承受社会的二次伤害，这对他们而言不公平、不公正，是不应该的。

另外，受害人不离开受暴环境，原因十分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像之前提到的习得性无助或者认知错误，根源在于施暴者，也在于社会对家庭暴力处理不及时。所以不能完全归咎于受害者。

育见新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对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李明舜：实际上，就反家庭暴力工作而言，从未来发展角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闭幕的全球妇女峰会上所讲，我们要健全和完善反暴力机制，坚决反对一切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健全和完善反家庭暴力机制，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我们要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多机构合作机制，明确反家庭暴力的主责部门，像公安、法院、民政机关、卫健委等在反家庭暴力过程中负有法定职责的机构，职责要日益清晰。另外，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也极为重要，包括妇联的支持、社会组织的协助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

最后，对于反家庭暴力工作，全社会都应认识到，家庭暴力体现的是人性之恶，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社会不应对家庭暴力有任何容忍和纵容。只有这样，全社会都承担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责任，我们的家庭成员才能真正沐浴在幸福安宁的家庭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