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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家庭建设”论坛综述

 

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社会转型与家庭建设”分论坛于7月11日下午和12日上午在中南大学铁道校区世纪楼B楼004室召开。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关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月娥主持了论坛,来自18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论坛共收到论文和摘要39篇,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有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变迁;当前家庭价值观和家庭认同的特征和趋势;变迁社会中的家庭凝聚力和家庭建设;新媒体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家庭变迁与青少年发展;家庭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国家庭政策的建构等。根据提交论文的质量及主题,共有23篇论文分为4个单元在会议上进行交流发言。与会者围绕家庭建设与社会政策、家庭关系和家庭认同、家庭问题和社会服务、社会流动与婚恋生育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在家庭建设与社会政策主题单元中,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蒋永萍研究员以单独二孩政策为切入点剖析了重视支持妇女的发展和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应成为家庭政策发展的关键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她还指出家庭政策的性别视角在完善我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建设中应担当防止可能导致对某一性别群体的不利影响或利益的牺牲、促进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平等、帮助和支持有家庭责任的劳动者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等功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唐灿研究员探讨了境外家庭政策体系经验给中国的启示,她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建设要完成两个理念上的转型,一是政府要成为服务型政府,二是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亮则对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中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视角进行了反思,指出把家庭纳入社会政策的视野之中,但不是单单透过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政策,而是要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个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负担来实现。

在家庭关系和家庭认同单元,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刘汶蓉通过对两类“啃老”城市家庭的比较来揭示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团结背后的情感机制,她指出在啃老家庭中,亲代和子代在情感上是捆绑式的共同体,这种不可分割性淡化了利他行为的艰难性,让两代人都将啃老放在维持家庭和谐、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也让亲代和子代都产生了一种“自己在为家庭牺牲/奉献”的价值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徐海东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1年的数据探讨了家庭认同的影响机制和家庭观念的变迁趋势,指出在城市化背景下,“家”不再专指“丈夫的家”,显现出“双系化”的变迁趋势。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靳德刚以沧源佤族社会的如别麦艮仪式考察了佤族家庭代际关系,发现佤族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最直接相关的深层文化根基是老人崇拜,而不是汉族的大家庭理想和祖先崇拜。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宋璐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识别出五类代际关系潜在类别:亲近型、亲密有间型、近而不亲型、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因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差异。

在家庭问题和社会服务单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夏吟兰教授以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拟定的家庭暴力概念为分析对象,她认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相结合的例示主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是家庭暴力的主体,同时将同居关系、前配偶关系、寄养关系纳入准用条款,进行延伸保护,而在具体行为的界定上应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均纳入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以达到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靳小怡教授基于对深圳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家庭婚姻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性别差异。她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婚姻暴力模式主要是“夫妻相互施暴,且以冷暴力为主”,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男性和女性均可能受父辈家庭暴力影响,但婚姻暴力的代际传递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更显著。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薛红基于一项 “亲子关系”培训的个案分析,从“实践”中讨论了流动人口的“家庭建设”,并重新发现他们“家庭”的意义。

在社会流动与婚恋生育单元,南京师范大学金一虹教授从性别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了受流动影响的农民家庭的生育、抚育与性以及这一再生产体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许琪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初婚年龄的影响,发现婚前流动显著推迟了农村男女的初婚年龄,而且这种推迟效应对男性农民工表现得更加明显。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安新探究了“90后”大学生的择偶自主意愿并与荷兰数据进行比较,他的研究发现与荷兰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强,父母潜在的对子代择偶干预行为的程度也越大。

最后,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关颖研究员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她指出本次论坛对当前中国家庭研究领域中的难点和热点的思考和讨论,增进了家庭学领域的研究、教学和社会工作等业内人士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将推动和深化转型期的中国家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